玉宇凉生清禁晓把体育荣耀写在共和国的旗帜上——回望新中国体育70年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把体育荣耀写在共和国的旗帜上——回望新中国体育70年

新华社记者丁文娴、李丽、姬烨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部署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东亚病夫”的标签早已被埋在故纸堆中。

七十年风雨兼程，七十载砥砺前行。中国体育人把荣耀写在共和国的旗帜上！

从容国团拿下首个世界冠军到许海峰射落第一枚奥运金牌，从“乒乓外交”到“女排精神”，从“无与伦比”的北京到“双奥之城”北京，从广播体操扬起的臂膊到叩响大江南北的“跑马”足音——新中国七十年体育史，与国家社会发展轨迹高度吻合，经历了从遭遇困境到冲破封锁，从筚路蓝缕到勇立潮头的一路奋进。

在艰难中跋涉

“原来对体育一点不了解。”15岁之前，前女篮国家队队长方凤娣的生活跟篮球没有太多交集。

那是在1964年，整个国家刚刚走出三年困难时期的饥荒之苦，而身材修长的方凤娣被上海市静安区少体校篮球教练相中，同样开始了生命中的重要转折。

1970年国家队恢复，方凤娣怀揣一纸调令前往北京，两年后由国青队进入国家队。除了个子高，她觉得自己并无天赋，练球6年便进国家队得益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十年动乱，人才青黄不接，赶上了这样的当口”。

她的丈夫姚志源也是如此。姚志源曾在区体校待过一年，那段篮球时光因“文革”而匆匆终止。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工厂，谁知两年后体工队恢复招人，拿着同样36块钱的工资，快满20岁的他倏忽成了上海男篮的一员。

时代的印记深刻地烙在每个人身上。比方凤娣、姚志源更早的那些运动员，所处的环境又有不同。新中国百废待兴，体育事业这棵幼苗将根茎扎进土壤，慢慢抽出嫩绿的芽儿。

1951年，足篮排举行比赛大会选拔出全国选手；1959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同年，容国团世乒赛男单夺魁，拿下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一年后，王富洲等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壮举；1963年，罗致焕为中国夺得第一个冰雪项目世界冠军；泳池中，吴传玉劈波斩浪；举重场上，陈镜开力拔山兮……五星红旗开始在世界赛场飘扬，勇攀高峰的体育精神鼓舞着亿万中华儿女砥砺前行。

不过，壁垒依然森严，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对体育多有影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反对“两个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尊严，中国断绝了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也不是亚洲运动会联合会（亚奥理事会前身）成员。中国体育界不甘沉寂，在打破封锁、拓宽国际交流渠道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中国组团参加了雅加达新兴力量运动会和金边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与罗马尼亚、苏联、波兰、匈牙利等国开展体育交流。而1971年世乒赛期间，由于一名美国选手“搭错车”的插曲，引发了一段历史上“乒乓外交”的佳话。

相比于前辈，方凤娣赶上了好时候。“小球推动大球”为中美两国交往打开了关闭已久的大门。那一年的10月，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1973年又恢复了在亚洲运动会联合会的席位，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方凤娣出国比赛的机会越来越多。当然彼时她还万万想不到，30年后，自己的儿子姚明会成为美国NBA最受欢迎的球星之一。

方凤娣印象最深的一次比赛在1976年，与世锦赛亚军的东道主日本队六场交手“惨不忍睹”——六场大败，场均输27分。

回到北京，方凤娣连国家体委食堂都不好意思进，“抬不起头来”。大家憋着股劲，开始“死命练”。4个月后在香港，中国女篮如愿拿下亚锦赛冠军。此时，中国女排刚刚重组，日后的功勋教练袁伟民风华正茂，在漳州基地调兵遣将，而16岁的郎平作为北京女排一员首次到漳州集训，成就了这对黄金师徒的第一次相遇。

“死命练”是当时各个运动队的写照。

原漳州女排训练基地主任钟家琪回忆说，在周恩来总理“要把体育运动搞上去”的指示下，1972年基地建成，当时只是５个竹棚馆加上５片露天场地，场地是三合土的，摔下去皮开肉绽，沙砾夹在肉里，“练完后队员们都要到医务室洗一洗，把血洗干净，把沙子夹出来”。如此到1975年才建了一个木地板场馆。激励了中国各行各业的“女排精神”，就是这样在竹棚里摸爬滚打出来的。

那时，全国各地的体育基础设施都还比较简陋，但一切在向好发展。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广州越秀山体育场投入使用，不久后上海虹口体育场落成，北京工人体育场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竣工……一座座场馆拔地而起，一批体育学校应运而生，广播体操的旋律处处回响，“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简称“劳卫制”）及随后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实施，掀起了新中国第一个群众体育热潮。“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毛主席的题词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奠定方向。

1979年，方凤娣实在打不动了。坚持到30岁多，在那个治疗多靠膏药针灸和推拿的年代，已是少有的老队员了。饱受膝伤困扰的姚志源也离开了赛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