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财经 2022-05-12 09:05 的文章

回音哥差不多先生减税降费未来该怎么走

原标题:减税降费未来该怎么走

  降成本要从防风险出发。政策措施不能仅针对实体要素成本,而要聚焦于降低整体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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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国的企业家来说,2016年是个值得铭记的年份。彼时,舆论场上正围绕着“死亡税率”展开激辩,玻璃大王曹德旺“中国制造业税负比美国高35%”的言论更是将讨论的热度推向高峰。到了年末,民间减税的呼声已至顶点。

  后来的事情,人尽皆知:中国在2016年正式拉开大规模减税降费的大幕,这成了本届政府的“头等大事”。6年时间,新增减税降费累计超8.6万亿元,我国的宏观税负由2012年的18.7%降至2021年的15.2%左右。

  更详细的变化体现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的一份报告中。自2016年起财科院每年都会开展一次企业成本调研,今年发布的《2021年企业成本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近年来企业税费负担整体呈下降态势,2018年至2020年企业纳税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年均下降0.87个百分点,超过66%的样本企业的平均税负已低于5%。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说,近年来的减税降费政策在降低企业成本负担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疫情期间的政策有效地对冲了疫情给企业带来的冲击。

  但是在调研中,他也发现不少问题,比如,“减税的乘数效应为什么会下降?减税降费的力度越来越大,为什么有的企业感觉到的成本压力依然很大?”刘尚希认为,弄清楚这些问题,谨防其他因素对冲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才能提升政策的有效性。

  企业的成本压力来自不确定性

  自2015年年底中央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作为“三去一降一补”的重要内容,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降成本政策措施。通过持续大规模的减税降费,目前,税费负担在企业成本中的占比已不高。在2021年财科院的调研中,56.5%的企业认为“税费负担合理”,7.9%的企业认为税费负担较轻。

  刘尚希认为,目前,企业真正的成本压力来自不确定性。《报告》称,这源自新发展阶段的高风险特点,各种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都会内部化为企业的成本,导致企业成本不断上升,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典型例子。“企业成本不只是决定于已经发生了什么,而是取决于未来可能的损失即风险,一些企业成本越来越不可预期。”

  在调研中,财科院的学者们发现,在风险社会,不仅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不确定性及公共风险会内部化为企业的成本,企业层面的个体风险同样也会外部化,通过各种传导、转化,导致公共风险扩大,带来全方位的成本上涨,从而造成所有企业承压。

  以房地产业为例,头部企业所引发的债务风险,会产生链条式传导,不仅使得关联的地产商受损,也会带来房地产业投资预期的改变。这种变化还会加大金融机构风险,牵连地方财政,减少土地出让金和相关税收。

  当前学界和政府部门研究降成本的思路和措施,大多是从实体要素成本出发,按照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成本、人工成本、用地用能成本、物流成本等分类研究。《报告》认为,对企业来说,分类管控或许短期有效,但从整个供应链观察,上中下游的企业成本与利润是息息相关的,对一个经济主体是成本,对另一个经济主体来说可能就是收益。

  2021年就出现上中下游成本分担不均的复杂局面。比如上游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推升企业原材料成本;中游高耗能企业成本高企,但成本传导至下游企业有时滞,也会和预期有一定差距;下游企业不仅面临原材料涨价增加的采购成本,还面临中上游企业成本提高的产品价格传导部分,盈利空间被明显压缩。

  这样的复杂性从数据中也能看出。《报告》显示,近3年,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先下降后上升,分别为84.15元、83.38元和83.64元,呈波动态势。

  刘尚希说,降成本要从防风险出发。下一步降成本,政策措施不能仅针对实体要素成本,而要聚焦于降低整体性风险。如果以降成本政策替代企业成本管理,企业就会过度依赖政府的“大礼包”。因此,要依靠加大体制机制改革来减少资源错配,防范整体风险;完善中央和地方两级治理机制,特别是财政关系改革,调动两级政府防风险的积极性;“更关键的是要做好预期管理”。

  税费优惠政策应制度化

  持续多年的减税降费政策,在降低市场主体负担的同时,也将宏观税负降低到较低的水平。这相应也带来了财政收支压力和未来财政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多名财税学者认为,减税降费的乘数效应已经边际递减,应及时评估政策的有效性,更好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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