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国内 2021-11-26 10:10 的文章

白城市文化小学深度关注丨“百名红通人员”徐进违法所得没收案宣判追逃追赃法治化再加力

11月15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百名红通人员”徐进贪污、受贿违法所得没收申请一案。图为庭审现场。 李金星 摄

11月15日,随着法槌落下,“百名红通人员”徐进贪污、受贿违法所得没收申请一案在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法院依法裁定没收武汉市黄陂区滠口渔场780.67亩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及徐进受贿所得的8套房产、3个车位及1辆奥迪轿车。

徐进曾任武汉市黄陂区区委副书记、区长,武汉市发改委主任。他的妻子刘芳曾任中国人保湖北省分公司理赔管理部总经理。2011年5月19日,徐进、刘芳二人逃往国外。2012年7月5日,国际刑警组织对徐进、刘芳发布红色通缉令。

此次宣判,是继去年白静贪污违法所得没收案后,我国适用特别没收程序对外逃腐败分子违法所得作出没收裁定的又一成功案例。

监察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被调查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死亡的,由监察机关提请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定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作为追逃追赃的有效法律武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有助于最大程度挽回国家损失,切断外逃腐败分子资金链,从而挤压外逃人员在境外的生存空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从违法所得没收到缺席审判,从引渡到遣返,一次次生动实践,表明我国运用法律手段追逃追赃的能力越来越娴熟,追逃追赃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水平正在逐步提升。

绝不让腐败分子继续享受赃款“红利”

携巨款外逃10年,徐进和刘芳二人早已被“天网”锁定。

2018年6月6日,中央追逃办发布关于部分外逃人员有关线索的公告,向社会通报了50名涉嫌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外逃人员有关线索,徐进、刘芳的名字赫然在列。

经办案机关调查,徐进涉嫌贪污罪、受贿罪,刘芳涉嫌受贿罪,两人向境外转移了大量涉案资产。徐进、刘芳外逃后,办案机关在积极追逃的同时,启动了对其国内涉案资产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2019年5月27日,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没收犯罪嫌疑人徐进贪污、受贿违法所得申请。

今年8月20日,徐进贪污、受贿违法所得没收申请一案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

武汉市人民检察院的申请书载明:2006年至2007年,犯罪嫌疑人徐进利用担任武汉市黄陂区区长的职务便利,与他人合谋,指使有关人员通过虚设土地平整工程、伪造相关工程材料等方式骗取国有资金人民币1.9793亿元,用于支付他人实际控制公司获取的780.67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出让金。2006年至2009年,徐进利用担任武汉市黄陂区区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实际控制的公司在土地出让、商业项目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06年10月至2011年5月,徐进多次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6381万余元、港元8887万余元、美元255万余元。其中部分款项用于购买8套房产、3个车位及1辆奥迪车。

鉴于徐进至今逃匿不到案,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没收徐进贪污国有资金获取的780.67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徐进用受贿所得购买的上述房产、车位及车辆。

11月15日,该案最终尘埃落定,标志着对徐进、刘芳的追赃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对于部分‘百名红通人员’,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尚未追回,我们可以在犯罪嫌疑人尚未到案的情况下没收其违法所得,绝不让腐败分子继续享受赃款‘红利’。”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张磊说。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成为追赃利器

面对仍在负隅顽抗的外逃腐败分子,这不是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第一次显示其威力。

2020年11月17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犯罪嫌疑人白静贪污违法所得没收申请一案,裁定没收白静使用违法所得购买的9套房产。

白静原是中国农业银行金融市场部投资处处长,因涉嫌职务犯罪于2013年7月31日外逃至加拿大,和徐进、刘芳二人同属“百名红通人员”。

过去,外逃腐败分子“贪了就跑,一跑就了”,如今这一情形一去不复返。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之所以能发挥如此关键的作用,在于其作为法律手段,从制定起就是服务于追逃追赃工作。它的不断健全完善,也与追逃追赃的实践相辅相成。

为了严密法网,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时,首次规定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情况下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

新刑诉法施行后,通过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进行追赃即首战告捷。

2015年5月9日,“百名红通人员”李华波被遣返回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