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科技 2022-04-07 10:32 的文章

凯尔爱蒂 媒体时代的中国面容 明星脸、大众脸、网红脸

发布自拍照成为女明星的惯常做法,既体现也引领着自拍时代的审美。图片摘自鞠婧祎、景甜、范冰冰、赵丽颖个人微博。

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大众电影》杂志封面。

刘香成摄影作品

卫慧小说作品封面。

王安忆小说作品封面。

美图秀秀软件的官方宣传照。

任曙林摄影作品。摘自《八十年代中学生》。

假如对中国人的摄影形象史做一番简单“考古”,我们不难发现“拍摄中国人”既是一个横亘中西的跨文化命题,也是关乎艺术与政治、审美与范式的美学命题,更是涉及技术与媒介、主体与再现的哲学命题。无论如何,晚清民国时代的摄影都算不上普及和日常,不论是近代镜头下的城市底层、都市文人和满清遗民,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战士和人民群像,或是共和国社会主义美学下的典型人物,它们作为历史资料,总是显得稀罕、新奇而珍贵。

中国人的摄影形象真正迎来“春天”,需要快进至改革开放后的大众媒体时代。从销量极高的全国性报刊、日渐普及的商业影楼,再到普通家庭拥有的傻瓜相机或数码相机,技术条件与社会生态的改变,撩拨着人们去欲求、创造和拥抱全新的审美趣味。置身网络媒体的新世纪,数字技术又一次颠覆了人像摄影的规则。从中国初代网红的诞生,到社交网络中诸种风格的制造,手机自拍风潮让中国人进入个人影像过剩的年代,而这一次摄影本体论上的跃迁,是一个“环球同此凉热”的世界命题。

纸媒时代

艺术史学家汉斯·贝尔廷在《脸的历史》一书中提示我们,“脸”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种个体特征,脸的历史最终被证明是一部社会史,社会因素被强加在人的脸上并通过后者得以反映,而脸同时也受各种社会条件所制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媒体制造的海量摄影印刷品,诸如人像海报、图书与摄影集,连同普通人自己拍摄的照片,都呈现出复杂的“时代的面容”。

印刷媒体中的“明星脸”

明星脸是一种媒体脸。由明星形象占据的报刊杂志或长篇小说封面,透露出具有时代典型意义、可供传播和消费的脸部审美标准。1979年复刊的《大众电影》杂志就此而言富有代表性。不同于邢燕子、黄宝妹那样典型健康、壮实、英姿飒爽的社会主义工农女性,《大众电影》的封面女星审美史公然透露出“就是要挑逗”的讯息。编辑部主任马锐回忆,“复刊后有读者提议封面人物‘最最盼望为靓女,次为俊男。’”这是市场对面孔的渴求。

上世纪80年代初,叉着腰讲“我漂亮”的电影女星刘晓庆曾以惊世骇俗之语,对尚且保守的中国人进行了一次有关逆反与张扬的启蒙。观察《大众电影》封面刊登的“美人照”,多以圆脸、天然状态为美。在女性形象回归女性化的过程中,《大众电影》还曾因过于性感而引发“伤风败俗”的争议。1982年,陈云曾发出“期刊和广告上用女人、美人的像太多”的警告,他要求中宣部要严格把握这一问题,“我们国家应该是宣传英雄主义的”。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美人像”在所谓的“她世纪”日趋成为主流。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都市青年主体重塑的市场需求下,电影、女性时尚及生活方式类杂志蓬勃发展,除了《时尚·cosmopolitan》、《Elle世界时装之苑》、《瑞丽·服饰美容》等主流女性杂志,诞生于20世纪末的男性时尚杂志如《时尚先生》、《男人装》等,亦积极塑造着关于理想女性身体及性别气质的刻板印象。在信息爆炸的上世纪90年代,如日中天的香港电影及娱乐业辐射到内地,风姿绰约的香港女星对中国女性的审美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使人频频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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