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依菡中华日本学会2019年年会暨“回望日本平成时代”学术研讨会在津举行

2019年11月8日，由中华日本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承办的中华日本学会2019年年会暨“回望日本平成时代”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召开。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文化研究室主任、中华日本学会秘书长张建立主持开幕式，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李义丹、中华日本学会会长李薇分别致辞。李义丹指出，今年是南开大学建校一百周年，本次中华日本学会2019年年会被列为南大日本研究院的重要活动之一，并介绍了该院推出的19卷本《百年南开日本文库》。李薇盛赞南开大学在日本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体现了南开在传统中发现研究方向与价值，是基于有深度的学科研究。

在学术报告环节，高洪、杨栋梁、胡令远、杨伯江四位副会长分别就平成30年间日本的政治、经济、外交安全、国家战略做了系统深入的梳理和分析。该环节由李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黄大慧主持。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高洪做了“平成时代的日本政治改革”报告，他追溯了平成30年的日本政治改革，从“保革对立”谈起，并引用了吴寄南研究成果对平成时代日本政治改革进行了分期：改革饥渴期(1989—1998)、改革狂热期(1998—2012)、改革疲惫期(2012—今)。他就改革饥渴时期重点讲述了桥本龙太郎的六大改革，认为桥本改革的失败不能完全归咎于桥本，而且其改革也不完全是失败的，并由此开启了此后的平成改革，而且自民党派系的减少实际上也有赖于其改革之功。他认为改革狂热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期是小泉纯一郎时代的“邮政民营化”改革，后半段是民主党执政时期的“新保守党改革”;他认为在改革疲惫期的“安倍经济学”实际上也可被视为安倍的政治改革，安倍的改革正好赶上了日本经济周期中相对景气的时期，但前后两个“三支箭”改革最后都陷入不了了之的状态，“安倍经济学”只能用“有得有失”加以总结。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前院长、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杨栋梁做了“平成时代的日本经济”报告。他首先从基本面比较了平成30年里的日美中三国GDP和各项经济指标的变化。从30年GDP增长来看，日本只增长了30%，美国增长了3.92倍，中国增长了32倍。但他强调，还要关注日本在30年里的海外投资增长和对外净资产增长等数据。其次，他将平成时期的日本经济特点总结为低速增长期。最后，他认为研究平成经济还需要关注几个课题：市场经济改革与制度变迁、应付重大经济事态的经验教训、经济社会治理、中日经济交流合作的成果与经验等。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胡令远做了“平成时代的日本外交安全”报告。他认为研究平成30年的日本外交、安保，应该将战后的情况作为参照，1957年日本提出过外交三原则是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各国相协调、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到了平成时代日本增加了所谓价值观外交后，称之为外交四个基柱。他强调日本的外交核心问题是如何走出“战后”，应该从“主动性、广域化、深刻性”三个角度深入展开研究。针对平成时代后期，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之后，他重点介绍了日本如何接受中日之间的地位转换，并认为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当中应该加强文化建设，才能让日本能够更好地从文化、心理、价值方面接受中国的崛起。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杨伯江做了“平成时代的日本国家战略”报告。他将平成时代的日本国家战略做了三个阶段划分。第一阶段是正常化目标确立阶段，可称为日本国家战略转型的初始冲动期(1989—1996)。日本新的战略诉求主要体现在参与主导国际秩序构建、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几个方面，但总体尚处于“自我矫畸”的较浅层面。第二阶段是内省自固期(1996—小泉内阁)，日本对形势的研判出现重要变化，朝野战略意识明显上升。鉴于体制机制对战略展开的制约作用逐渐凸显，日本从改革、修订法制入手，全面强化实现战略目标的体制机制建设。第三阶段是全面展开期(第二次安倍内阁—今)。在经过六年的政治混乱后，日本明确了政治大国化、军事大国化目标导向型战略的内涵，对国家利益的界定有所扩大和重点转移，综合战略活跃度空前上升。日本对内外形势的认知趋于固化，对既定目标的追求历久弥坚，但所面临的结构性障碍同步显现。他认为，预测令和时代日本国家战略走势需要将人口总量及结构变化、社保费用上升的刚性需求、社会主流民意等基础变量纳入考量，并对令和日本是否会“低开高走”不抱乐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