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海贝勒：我亲历的中国改革开放40年

 
 

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的资深教授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被称为所有德语国家中最知名的“中国通”。数十年来，海贝勒教授始终致力于在中德两国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

日前，海贝勒教授接受了人民网的独家专访，从亲历者的角度介绍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革。

人民网记者：海贝勒教授，您从事中德交流工作已有50余年时间。最初是什么吸引您对中国产生兴趣呢？

托马斯·海贝勒：在孩提时代，我对地理非常感兴趣。我的母亲经常买地理书给我看。我至今还记得其中一本关于东亚和中国的书。书中讲道：那里生活着世界上最古老、最鲜为人知的民族。我对这个话题非常着迷，探索欲一下子就被激发出来了。年轻的我不禁问自己：不同的名族和文化究竟是如何区分彼此的呢？他们又是如何共存、相互借鉴的呢？

大学期间，我开始学习社会人类学。在确定专业重点时，我选择了中国。1975年，我随旅游团第一次造访中国，非常兴奋。不过还有许多真实的情况我并不了解。我告诉自己：如果要真正了解这个国家和人民，就必须到那里去生活和工作。

回国后我就去了波恩，到中国大使馆询问有没有毕业后去中国工作的机会。1977年大学毕业后，我又去了中国大使馆，正式提出前往中国工作的申请。后来，我在《北京周报》工作了4年半。

人民网记者：您是为数不多的、在改革开放前就对中国有所了解的德国人。您是何时、通过哪种方式意识到中国打开了开放之门呢？

托马斯·海贝勒：原则来讲，中国在我第一次造访的时候仍然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国家。外国人根本不可能同中国的老百姓有私人往来。我在《北京周报》的办公室里当时还有3个中国同事，但是他们只能和我谈工作，不允许涉及私人话题。比如我想问问他们孩子上学的情况，却被告知要去找支部书记了解。后来我也就没兴趣再提别的问题了。令人失望的还有专为外国专家提供服务的北京友谊宾馆。因为实行特别管理，任何人没有单位的批准均不得入内。同事来访也必须结伴而行，事后还要接受问询，并做记录。

1978年秋天，情况开始转变。外国专家也有幸看到了邓小平讲话的内容，其中说“98%的外国专家是好的”。此后，进出友谊宾馆的规定也放宽松了。虽然进入宾馆仍需要出示工作证并登记，来访3次以上还要通报所在单位，不过我们终于可以在工作地点之外与中国人交朋友了。

得益于此，我认识了后来的妻子。我们在1979年8月登记结婚，我由此也成为了第一位在文革结束后与中国人通婚的西方国家公民。其实在提出结婚申请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结果会怎样。当时的形式仍充满了不定因素，我甚至有可能被驱逐出境，而我的妻子也可能面临劳改的命运。

人们终于开始感觉到身边的变化。比如《北京周报》的一个女同事烫了一头大波浪来上班，大家一开始还会嘲笑她，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我们可以举办舞会，中国同事们也可以单独进出友谊宾馆，不过最主要的是——食品终于多起来了。当时的中国，一切物资都按计划供应，食品很少，外国人也不例外。比如啤酒的定量是每周3瓶，水果只有苹果。城里市场上销售的也只有很少的几种水果。衣服的颜色只能在蓝、绿、灰3种之间选择。到了1978年，随着经济改革大幕的开启，形势发生了巨大改变。突然之间，居住在北方的人们看到了南方来的水果和蔬菜，肉也多了起来。这是因为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

定量分配制度渐渐被取消了。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经济改革，首先是在农村地区推行。我参与了会议文件的翻译和校对工作。我的上司当时到办公室通知我“出趟差”，但并没有说去哪里。我迅速返回宾馆，准备了一周的换洗衣物，然后就同其他国家的几位专家一起被带到了一座封闭的庄园安顿下来。随后我们才被告知，党中央要在这里召开重要会议，决定改革事宜，而我们将负责文件的翻译工作。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这个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会议。

人民网记者：您从10年前就开始呼吁加强中西人文交流。您认为目前这方面交流得到强化了吗？

托马斯·海贝勒：中德人文交流确实加强了。大约从六七年前开始，中国派遣各大院校的博士生前往国外进行为期一年的交流，学习各种理论和方法。中方的态度非常积极，学术交流日益便利化。反之，也有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前往中国游览、学习汉语、提高汉语水平。交流涵盖了各专业领域的人士，并非只有汉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