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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0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志应邀访问日本。
在8天的行程中,邓小平同志怀着浓厚的兴趣参观了新日铁公司、日产汽车公司和松下电器产业公司等大企业。在乘坐新干线列车从东京去关西时,有记者问他有何感想。他说:“快,真快!就像后边有鞭子赶着似的!这就是现在我们需要的速度。”他还说,“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20世纪70年代,世界发展日新月异,这让目光转向世界不久的中国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震撼。1978年,世界上第一个移动电话系统开通,发达国家的电视普及率超过70%,美国微软公司已成立3年,联邦德国告别铅字印刷启用电脑排版……而彼时,中国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大体上落后20年,如果按人均劳动生产率来看,差距就更大。
中国亟需加快与世界接轨的步伐。涌动的东方潮水,正蓄力奔向世界海洋。
密集考察向世界
1978年的访日之行,深深触动了邓小平同志。那年10月25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直抒胸臆:首先要承认我们的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要善于学习,向一切发达的国家请教。相信本着这样的态度、政策、方针,我们是有希望的。
从1978年1月到次年2月,邓小平同志除访问日本外,还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等多个国家。这成为他出访最多的一年。同样在这一年,12名国务院副总理率团出访约20次,共访问了世界51个国家。
频繁出访考察,为最高决策层科学准确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梳理并锚定中国前行的航向校准了方位。
在诸多出访中,由谷牧副总理率领的西欧五国之行,时至今日仍值得重温。
这个由20多名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组成的代表团,历时一个多月,先后出访法国、西德(德国统一前的联邦德国)、瑞士、比利时和丹麦。考察中,有一段插曲耐人寻味。发源于阿尔卑斯山北麓的莱茵河,是欧洲著名的国际河流,由于开发利用得好,当时年运货量可占西德全国的20%以上。时任西德总统谢尔对代表团骄傲地说,我们的莱茵河很“勤奋”。谷牧同志听罢,做出颇具反思意味的回应。他说,我们的长江比莱茵河长,但运量少得多,不是我们的长江不“勤奋”,而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
考察归国后,代表团形成了1.5万字的《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报告中不但详实记录了欧洲五国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发展状况,更为重要的是,还带回一些有助于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信息。当时,西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接连受到两次石油危机影响,经济处于萧条时期,产品、技术、资本都过剩,急于找出路。比如,西德黑森州副州长卡里表示,可提供200亿美元存入我银行,供我使用。法国巴黎国民银行在我国代表团回国前,也派人来京商谈提供25亿美元存款的事宜。
据时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研究室副主任的李灏同志回忆,谷牧同志到中央政治局汇报时就讲,要大胆利用外资,人家有多余的资金想输出,利息也不是很高,愿意和我们合作,我们就要打开国门。要是关了门,那绝对是落后的,赶不上时代。
是时候“做好工作”,是时候冲破陈旧观念藩篱、敞开胸襟拥抱世界了。
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他表示,我们派了许多代表团到欧洲和日本考察,发现可以利用的东西很多,许多国家都愿意向我们提供资金和技术,条件也不苛刻,从政治、经济角度对我们都有利。只要下决心干,就可以加快建设速度。
党中央已经充分认识到:只有实行改革开放才是唯一出路,否则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中国以超乎寻常的政治勇气,主动做出了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战略抉择。
改革开放夺先声
深圳蛇口,是我国改革开放一声炮响、抢夺先声的地方。
最初,那里不过是宝安县西南边一个远僻的渔村。当时,站在蛇口山头向四周张望,满眼是荒坡野岭、乱石杂草,山脚下一片汪洋。
1979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广东省和交通部的联合报告,决定在蛇口创办内地第一个出口加工区。当年7月,微波山下,随着一声轰隆作响的填海建港开山炮,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破土动工。
这个初生的工业区,面积仅有2.14平方公里。最早参与创建的领导者袁庚同志鼓励干部们说:“我们是在方寸之地上搞‘试验田’,如果失败了,那无碍大局,对国家没什么大的伤害。但蛇口是改革开放的‘试管’,这个‘试管’生出来的是一个漂亮的小孩,还是一个怪胎?就看我们在座一千多名干部的努力了。”
